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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之中国论

严复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近代西方的根本区别,在于两者对人的能量的不同态度。为了实现人的无限潜力,西方高度赞扬行动、自信、斗争和人的活动:政府和社会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条件--自由、日益增多的平等机会、自治政府、公众精神、公平正义--以方便个人内部潜力的发挥,并引导他们实现集体目标。政府鼓励而不压制个人具有积极意义的自利行为,因此公众和个人的利益相得益彰,所以当英国为人类潜力的发挥培育了思想、价值和提供适当的环境是,当他提高了其过敏的才能、智慧,及道德水准是,它就变得富足而强大了。

而严复认为,在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;圣贤之道不鼓励发展人民的能力,并抑制其重要活动力的自由施展。从秦代以后,传统的统治者都被称为”窃国大盗“, 他们搜刮民脂,而不提升民智。严复在其拟定的《至上皇帝书》中指出,这就是中国的根本大患。这封上书,严复是在短暂的1898年改革中准备的,但是并未来得及呈送给光绪帝。他大胆地宣布,中国七成的麻烦来自于内部,只有三成来自于外部。中国所需的并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进,而是对国内祥宁及有秩序之观念的根本转变。他坚持认为,传统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国家,一直尽力使老百姓处于无知虚弱的状态。为了保持稳定,他们贬抑竞争和革新、训诫老百姓遵循祖制。他们鼓励节俭,反对发展财富。他们崇古贬今。他们反对积极进取,推崇知足。为了防止早饭,他们向老百姓灌输温柔顺从习性的思想。严复表明,所有这些都违反了西方通过竞争、发挥能量、挺高人类能力与智力,来加速进步和发展的原则。


    

17 Aug 2016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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